【学四史·知院史】百年仁济的红色基因（三）： 左英从仁济护士到党的忠诚战士

  左英（1919—2011），女，曾用名瞿虹霞，上海人，党员。重要革命人士，1938年2月参加革命工作，同年加入中国。曾任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顾问，上海市第八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离休干部。

  1934年秋，中学毕业后，考入英国教会办的上海仁济私立高级护士学校。1936—1937年，参加上海市职业界救亡协会，从事抗日救亡活动；1938年2月，秘密加入中国；1939年3月，赴皖南泾县参加新四军；1941年1月，任新四军卫生部华中卫生学校教员、教务主任、军卫生部保健科长；1945年8月，参加“七大”；1945年11月，任华中野战军第七纵队、十纵队卫生部副部长；1947年4月，任华东野战军十纵队卫生部副部长；1949年6月，任福州市军管会卫生处长，福州市卫生局长；1953年3月，福建省卫生厅副厅长、厅长、党组书记；福建省第二、第三届省人民委员会委员，福建省委候补委员；1972年8月，任上海第二医学院党委书记；1979年4月，任上海市卫生局党组书记；1985年7月—1988年4月，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兼市第八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核检查委员会主任委员和人事工作委员会主任，同时兼任上海市计划生育协会会长。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护校学生左英在党的影响下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同年8月，左英发展应仁珍入党，加上已入党的李玉芝三个党员成党小组，左英任组长，仁济的地下党组织诞生。

  1934年秋，左英考入上海仁济私立高级护士职业学校。在校期间，她和同学们受到地下党的影响与感召，全部加入上海市职业界救亡协会，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活动。在医院、难民署、伤兵营，都留下了她与护士姐妹们奋不顾身抢救伤员的身影；在工人夜校中，她积极宣传抗日救亡思想，秘密募集抗战物资，培训抗日救亡干部，编印宣传刊物如《救亡周刊》，鼓舞抗战士气。1937年冬，上海沦陷，左英带领着仁济医院的护士姐妹们秘密购买药品、医疗器械，送往根据地。

  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左英同志的主要行迹线月，左英秘密加入中国。同年秋天，由于学习成绩优异，左英从护校毕业后就职于仁济医院。当时，天天都会有受伤军民被送入仁济医院。左英对他们的痛苦感同身受，在积极救治伤员的同时，她坚定了抗日救亡的信念。她坚信只有才能救中国，因此，她不仅在仁济医院内秘密发展党员，建立基层党组织，还带着护士姐妹们到难民署做防病工作，奔走在工人夜校，传授救护知识，秘密募集支前药品、寒衣，组织慰问四行仓库守军等。

  1937年12月25日，新四军军部在汉口成立。组建之初，军队急需医务人员，上海地下党部署医务界的党员医务人员参加新四军的工作。左英曾亲眼见证护校的学姐们一毕业就去参军投身革命工作的义举，从此，参军投身革命的思想在她的心中生根发芽。在护校毕业后，虽然左英留在了医疗条件优越的仁济医院工作，但直接投身抗日战场的想法始终没变过。身边的护士姐妹劝她慎重考虑，因为前线的条件非常恶劣，不仅医疗工作条件简陋，连医护人员自己的生命也时刻受到战火威胁。但左英认为，抗日将士的生命是最宝贵的，她一定要用自己的所学所能，去救助受伤将士，为抗日工作保存实力。1939年3月，左英毅然离开仁济医院，奔赴皖南泾县参加了新四军，迅速开启了军医处的工作，实现了从护士到战士的人生转型。

  左英到新四军军医处后做的第一件工作就是建设新四军军部医院，与她一起工作的还有来自上海的8名护士姐妹。她们都从正规护校毕业，在西式医院成为职业护士，受过良好的现代护理教育和技能训练。可是，来到皖南根据地，大家发现所谓的新四军医院的院舍就是一个破旧的祠堂，没有病床，没有医疗器械，没有药品，没有消毒器具，可谓“家徒四壁”。左英带着护士们克服种种困难，在叶挺将军的指导协调下，多方奔走努力，找到了一些简单基础设备，自己动手开始了制作：病床是用砖围成的，铺上稻草、白床单，标上床号就投入到正常的使用中；消毒器具是自制的，利用高温度高压力灭菌原理，使用过的医疗器械放进去蒸煮灭菌，就能再次用来救治伤患；药房、化验室、手术室的家具是请老乡手工制作的，药物和器械是通过多方努力筹措的……就这样，一家战地医院很快完成了建设，投入到正常的使用中了。

  随着部队的发展和战斗日趋频繁，新四军伤员慢慢的变多，眼看着这个改造祠堂而建的医院已容不下更多伤员，左英犯了难。这时，有老乡提议：这里的山上到处都是竹子，是否能用来盖房子？于是，在军民的共同努力下，很快，一座“竹子医院”就建成了。这医院不仅房屋是竹子做的，连病床、桌椅、橱柜也都是竹子做的。在左英的带领下，护士们更是发挥了聪明才智，医疗器具和生活用品，比如装药的盒子、发药的盘子、换药的镊子等，也全由竹子制成；竹节花瓶中，还插上了从山上采来的山花。一个温馨漂亮的病房，呈现在伤员们眼前，让大家叹为观止。

  然而，由于生活小习惯和文化观念上的不同，“医患矛盾”也时常在这座医院里发生。医生护士要求伤员严守医疗规则，还常常批评伤员不讲卫生，不遵医嘱；而出身工农的伤员们则觉得医护人员都是“资本家的少爷小姐”，很多治疗方法“从来就没听说过”，对他们充满了不信任。未解决这样的矛盾，军部找到了左英，对她说：“你是党员，希望你能出面调解医院里的这些矛盾。”左英只能迎难而上，她一边耐心地对伤员们讲党的好政策，讲遵守严格医疗制度的好处，一边对医护人员讲伤员们在战场上的英勇与艰苦，希望双方能够相互理解。对不习惯战地艰苦生活的护士，她及时给予关怀疏导。左英用她的智慧与扎实的工作，挽留了医护人员的心，稳住了新四军军部医院的医疗队伍；医护人员也用优质的服务态度和治疗效果赢得了伤员们的信任，建立了良好的医患关系。同时，新四军医院也为当地百姓治病，群众感激不尽，增加了对抗日将士的爱戴与支持。周恩来得知此事后，还专门来到皖南，亲切会见了医院的全体医护人员。他勉励医护人员要提高技术，努力工作，用自己的知识和技术为伤病员服务，为抗战救国做贡献；并要求员干部要正确对待知识分子，加强同非党员知识分子的团结。

  1943年，左英到达延安。她接受组织安排，成为延安中央医院的一名肺科医生，完成职业生涯的又一次重要转型。在中央医院，面对新的专业领域，左英如饥似渴地学习。当时，该院有不少留学回来的高级医务人员，还有来自苏联、加拿大、印度等国的外科医生。左英抓住一切能学习的机会，不断的提高自己的医术。她的勤奋和努力，也得到了医护同事的一致好评。左英还经常下乡给当地老百姓看病，帮助防治当时流行的黄水病，受到了百姓的认可和尊敬。

  “七大”筹备期间，华中医院代表团补选左英为医务界代表。“七大”后，左英离开延安，回到新四军队伍中。左英曾先后任第七纵队、第十纵队卫生部副部长，从孟良崮战役、淮海战役、济南战役一路随部队南下，解放了福建，为新中国的成立立下汗马功劳。

  连年的随军征战也给左英造成了不可逆的创伤，她走起路来给人感觉腿脚不便，是因为她曾受过两次重伤。但左英的革命理想并没有因此磨灭，她的勇敢和坚强让世人为之叹服。

  新中国成立后，左英曾先后任福州市军管会卫生处长，福州市卫生局长，福建省卫生厅副厅长、厅长、党组书记；上海第二医学院党委书记，上海市卫生局党组书记，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兼市第八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核检查委员会主任委员和人事工作委员会主任等职务，还担任过上海市计划生育协会会长。

  左英于2011年8月16日逝世，享年93岁。按照她的遗愿，其子女把左英生前积蓄以及子女捐款共200万元一起捐献出来，委托上海市人大常委会代为办理以左英同志名义设立了专项护士基金，用于奖励对上海护理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护理人员。该奖是上海护理界的最高荣誉。